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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恩写西游记真正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名著《西游记》是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留给后世的一部长篇神话小说。它叙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和唐僧师徒历千难万险到西天取经的故事,用大笔勾勒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天上世界、一片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和一批各具体态的神魔形象。这些神话故事和神佛鬼怪人物形象,尽管看起来荒唐怪诞,但它们却是现实社会的曲折反映。因此,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动机,一直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引发了文学界不同的解释。 以悟一子和悟元子为代表的学派是用佛道思想来解释《西游记》的真意。悟元子、刘一明在《西游记原旨?读法》中说《西游记》是“神仙之书”,在《西游记原旨?序》中又说,读《西游记》的人,“悟之者,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很快受到了唯物主义文学理论家的批判。胡适在他的《西游记考证》中说:“这七回(指《西游记》前七回)的好外全在他的滑稽”,“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在他看来,创作《西游记》不过是为了博人一笑。这种歪曲、抹煞整部《西游记》作品的积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说法自然也受到了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彻底否定。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历史人物和事件,站在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吴承恩的生平,了解《西游记》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品里的主要人物事件,把握好作品反映出来的思想内容,才能弄清楚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真正目的。 　　 　　一、在吴承恩的一生中,不同时期里,他的政治思想也不相同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他生活在明代中叶,约在公元一五○○年至一五八二年间。他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反映了他不同时期的政治思想。 　　第一个阶段,即少年时期:发奋读书,试图考取功名。吴承恩出身在一个由文职小官僚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父亲“卖采缕文索(卖彩线和绉纱一类的丝织品),”是个不善经营的小商人。他极好读书,常遭官府吏胥敲诈,对社会现实颇为不满。(据《射阳先生存稿》卷三,故宫博物院版本)在父亲看来,常受人欺负是因为没做官。自然,他希望儿子考取功名。而吴承恩自幼聪明博闻,文名远扬,《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可见,吴承恩早期的思想是受了家庭环境的影响。 　　第二个阶段,即中青年时期:目睹封建统治弊端,提出改良主张。然而,“吴承恩在科举场上很不得志,直到四十多岁才得了个‘岁贡生’。由于科场失意,境遇不好,生活贫困,他曾遭到那些势利之徒的笑骂”。(据一九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前言”部分)这种种遭遇使他看到了封建官场、科场的黑暗面,也认识到了当时社会的炎凉世态,激发了他改良封建统治的思想,提出了实行“王道”“德治”的政治主张,希望革除官场、科场弊端,以便早日实现自己考取功名的愿望。 　　第三个阶段,即老年时期:以小说为武器揭露封建社会丑恶现象。吴承恩性格比较倔强,不肯阿谀逢迎。他的这种为人处世态度,这样的性格,在仕途上,自然不会一帆风顺。据《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人物志》载,吴承恩直到六十多岁时,不得已,去做了长兴县丞,但不久就“耻折腰(弯腰折背地拜迎官长权贵),遂拂袖而归”。在一九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前言”中则有这样一段叙述:“作者(吴承恩)深感在现实社会中,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对于当时那些‘五鬼’‘四凶’,‘欲起平之恨无力’,于是就在民间传说创作的基础上,创作出《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对封建社会里那些腐朽黑暗的种种妖魔鬼怪进行扫荡了。”这些事例充分说明,老年时期的吴承恩,其政治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晚年创作的《西游记》里已经没有了他中青年时期提出的改良封建统治的主张,只有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行径的揭露和批判! 　　 　　二、吴承恩是站在维护被统治的劳动人民的利益立场来创作《西游记》的。 　　(一)通过塑造正面人物孙悟空的形象来寄托被统治的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 　　孙悟空有无穷的本领,又有机智、勇敢、乐观的性格,是劳动人民心目中理想的英雄人物。他敢于斗争,不怕困难。如在作品的第四回到第七回里,因害怕他作乱,玉皇大帝欺骗他,让他做了天庭级别最低的弼马温。在知道真相后,孙悟空立即反出天宫回到花果山,竖起“齐天大圣”旗竿与天庭对抗,并打败了天兵天将,迫使玉帝降旨封他做“齐天大圣”。孙悟空在取经途中,一路斩妖除魔,敢打敢拼,困难再多再难也难他不住。 　　孙悟空能呼风唤雨,灭火救旱,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战胜大自然的力量。特别是在小说第四十五回,他对着一群司雷电风雨之神发号施令:“但看我这棍子:往上一指,就要刮风。”那风婆婆,巽二郎没口的答应道:“就放风!”“棍子第二指,就要布云。”那推云童子、布雾郎君道:“就布云!就布云!”“棍子第三指,就要雷鸣电灼。”那雷公、电母道:“奉承!奉承!”“棍子第四指,就要下雨。”那龙王道:“遵命!遵命!”这充分写出了他在自然之神面前的雄伟气魄和强大威力。 　　孙悟空爱打抱不平,疾恶如仇。如在作品第六十七回里,唐僧师徒本来打算寄宿驼罗庄李家一夜。听李家老者说,当地常有个妖怪来活吞男女老少.孙悟空忍不住就说,“等我替你拿他来。”唐僧师徒为此多住了好几天,直到消灭了残害这一方百姓多年的大蟒蛇精才离开李家。孙悟空这种“路见不平,拨刀相助”和除恶务尽的精神正乎合古代劳动人民盼望能为他们主持公道并铲除恶势力的英雄降临的愿望。 　　(二)通过塑造反面人物妖魔鬼怪的形象来揭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行径。 　　在人间作恶的妖魔鬼怪,要么残害无辜,要么强夺财物,要么敲诈勒索,甚至夺人妻女。然而,他们却往往跟神仙、佛祖、菩萨和太上老君有关系。平顶山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的看金炉、银炉的童子,通天河的魔头是观音菩萨莲花池里的金鱼,三怪大鹏金翅雕又与如来有亲,陷空山无底洞的老鼠精又是李天王的义女,如此等等。这些妖魔鬼怪不是仙佛的部下,就是他们的亲属。对于这些为非作歹的家伙,每当孙悟空追根寻源时,他们的主子往往就出来以“收服”为名,行保护之实,不让孙悟空打杀。这里写的神魔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上下勾结,并且怂恿帮凶爪牙肆意压迫剥削人民的社会状况。 　　西游记相当深刻地揭露、批判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阶级的昏庸凶暴。作品里所描写的天上人间,实际上都没有一块干净的“乐土”。天宫和地府,看上去似乎十分神圣威严,其实是在神圣威严的外衣之下,隐藏着腐败和丑恶。唐僧师徒历尽千辛万苦,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因为“不曾备得人事”,阿傩、伽叶二尊者便不肯“白手传经”。为了取得真经,唐僧只得把那只“沿途化斋”的饭碗紫金钵盂都献出去(九十八回)。乌鸡国那个狮猁怪,霸占王位,害死国王,就因为他“官吏情熟”,与神佛阎王有亲,所以乌鸡国王“无门投告”,有冤难伸(三十七回)。这些描写,实际上是当时社会那种官官相护、徇情枉法、贪赃行贿的黑暗腐败现象的反映。与此同时,《西游记》尽情地嘲弄、批判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荒淫残暴。人间帝王,或崇信道教,或沉迷女色。就连天上的玉帝这个剥削阶级用来愚弄人民的庄严偶像,在西游记里也是一个贤愚莫辨、专横独断的人物。他为了镇压孙悟空的造反行动,在太白金星、太上老君一伙的策划和支持下。设骗局,搞阴谋,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在这些统治者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人间那些昏庸、贪婪、作威作福的封建帝王和臣僚的反动面目。 　　(三)通过故事的细节和人物的语言来表达对封建统治者的憎恨和对被统治的劳动人民的同情。 　　在小说四十五回孙悟空布置自然之神布云、打雷、下雨时,特别命令雷公邓天君说:“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赃坏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孙悟空的语言寄托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对腐败的封建统治者的憎恨!在小说八十七回,孙悟空对风仙郡郡侯大吼:“只因你这厮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冒犯了天地,致令黎民有难,如今不肯降雨!”言语中,读者感受到了孙悟空对那个封建高官的愤怒,也感受到了对老百姓的同情。 　　 　　 三、追求民主、平等、自由,反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是《西游记》反映出来的思想内容。 　　《西游记》是在明代中叶晚期产生的作品。当时是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吴承恩通过《西游记》里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来反映追求民主、平等、自由,反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的进步思想,符合时代发展趋势。 孙悟空大闹天宫,喊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民主思想(见作品第七回)。孙悟空视天规地律如粪土,他见了玉皇大帝自称“老孙”,即使官居“齐天大圣”还“今日东游,明日西荡,云去云来,行踪不定。”如此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实际上是在挑战封建社会的各种禁锢,争取自由。孙悟空“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俱称朋友”(见作品第五回),这是在打破封建等级制度,争取平等地位。 　综上所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目的是通过神佛鬼怪故事,曲折地反映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进步思想,揭批封建统治的黑暗统治以便人们认识到封建制度的腐朽,共同反对封建黑暗统治。由于作者生活在“文字狱”十分严厉而且特务横行的明代中叶晚期,《西游记》的创作不得不披上一层保护的面纱,这是可以理解的。神佛喻讽当政 魔怪暗比腐官。透过这层面纱,人们看到的就是真实的主题思想,就是作者隐藏的真实创作意图。

我最喜欢的文学作家是李白？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合称为“大李杜”。

李白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李白所作词赋，宋人已有传记（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等。

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风格

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奇妙，浪漫主义，立意清晰。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总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俶）傥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李白诗歌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夸张。他的夸张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总是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夸张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迹；那么大胆，又真实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强化感情的作用。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

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上）。

语言

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

代表作品

《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静夜思》《望庐山瀑布》《侠客行》《春思》《子夜秋歌》等。

词赋

今传李白词大多出于《尊前集》，但由于《尊前集》本身的成书年代及真伪都成问题，故李白词的真伪也许仍会继续争论下去。按照词学界的一般看法，至少《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和《清平乐》的前四首，在没有发现有力的证据之前，应该据宋人的说法，看作李白的作品。

不管李白是否有词作，“李白词”已经成为一个代名，这一名称代表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而这些词到底是不是李白所作倒是次要的事情了。就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在词史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这一地位犹如古代希腊神话在西方艺术中的地位，作为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李白词”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偶像。

李白在词坛上处于开山祖地位，这是词学家的共识。即便传世“李白词”确实全部是伪作并不属于词体，李白仍然是词体发展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没有这一环，就无法全面地说明词体的发展史。从唐末五代《花间集》以来，所有的唐宋词选集、总集，在具体操作中，都不会忘记李白，至少也要在序跋题记中提上一句。其作为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词人，虽然只有很少几首著作权经常受到怀疑的词作，但却从来没有人对他表示过任何的不满或批评意见。

李白《上阳台帖》《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行草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纸本，纵28.5厘米，横38.1厘米。草书5行，共25字。款署“太白”二字。引首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背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卷前后钤有宋赵孟坚“子固”“彜斋”、贾似道“秋壑图书”，元“张晏私印”“欧阳玄印”以及明项元汴，清梁清标、安岐、清内府，近代张伯驹等鉴藏印。

剑术

李白不仅文采斐然，其剑术亦是十分高明。他“十五好剑术”，“剑术自通达”。造诣非同一般。李白的诗，裴旻的剑术，张旭的草书合称唐代三绝。

据统计，《全唐诗》李白诗中“剑”字共出现了107次，除去作为地名的“剑阁”3次，“剑壁”1次，武器之“剑”犹有103次之多。属于剑的“铗”出现了1次、“吴钩”1次、“吴鸿”1次、“湛卢”1次、“干将”1次、“莫邪”1次、“青萍”2次、“秋莲”2次、“霜雪”2次、“匕首”3次、“龙泉”4次。总计，“剑”字共出现了118次（统计时把“吴钩霜雪明”，“空余湛卢剑”，“剑花秋莲光出匣”，“拙妻莫邪剑”，“吾家青萍剑”分别计做1次），分布在106首诗中，约占全诗总数的10%。

道经

李白从少年时起，常去戴天山寻找道观的道士谈论道经。后来，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岷山，潜心学习。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山林里，饲养了许多奇禽异鸟，做了动物饲养员。这些美丽而驯良的鸟儿，由于饲养惯了，定时飞来求食，好像能听懂人的语言似的，一声呼唤，便从四处飞落阶前，甚至可以在人的手里啄食谷粒，一点都不害怕。这件事被传作奇闻，最后竟使绵州刺史亲自到山中观看鸟儿们的就食情况。这位刺史见他们能指挥鸟类的行动，认定他们有道术，便想推荐二人去参加道科的考试。可是，二人都婉言拒绝了。当时有名的纵横家赵蕤也是李白的老师，此人于开元四年（716）就著成了《长短经》十卷。那时李白才十五岁。赵蕤这部博考六经异同、分析天下形势、讲求兴亡治乱之道的纵横家式的著作引起了李白极大的兴趣。他以后一心要建功立业，喜谈王霸之道，也正是受到这部书的影响。

思想

盛唐国力强盛，多数士人渴望建功立业。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功业自许，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实现“谈笑安黎元”、“终与安社稷”的理想。他以大鹏、天马、雄剑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他希望能像姜尚辅佐明君，像诸葛亮兴复汉室。《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抒怀》《永王东巡歌》《行路难》（其二）都反映了他的这类思想。

李白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对于那些靠着门第荫封而享高官厚禄的权豪势要，他投以强烈的鄙视，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不愿阿谀奉迎，也不屑于与俗沉浮。现实的黑暗使他理想幻灭，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束缚使他窒息，他渴望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于是采取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来挣脱桎梏、争取自由。其表现方式或纵酒狂歌，寻仙学道，然而，酒既无法销愁，神仙更虚无飘渺，于是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把美好的大自然作为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来歌颂。他笔下的峨嵋、华山、庐山、泰山、黄山等，巍峨雄奇，吐纳风云，汇泻川流；他笔下的奔腾黄河、滔滔长江，荡涤万物，席卷一切，表现了诗人桀傲不驯的性格和冲决羁绊的强烈愿望。

这是李白对社会的愤怒抗争，是他叛逆精神的重要体现。他反对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揭露将非其人，致使百姓士卒白白送死，由于玄宗的骄纵，宦官权势炙手可热……通过对政事纲的分析，并到幽燕的实地观察，李白以诗人的敏感，洞幽烛微，在当时诗人中他和杜甫最早揭示祸乱将作。“安史之乱”爆发，他的爱国热情因此升华，摆脱了用藏出处的矛盾。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爱国内涵，并富于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古风》其三、十五、二十四、三十九等都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李白既有清高傲岸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他的理想和自由，只能到山林、仙境、醉乡中去寻求，所以在《将进酒》《江上吟》《襄阳歌》等诗中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逃避现实等思想，这在封建社会正直孤傲的文人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