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奇闻故事(蒙古舞和藏族舞的区别)

一、关于忽必烈的二百字历史故事

1251年7月1日，忽必烈长兄蒙哥登基成为大蒙古国皇帝即蒙古帝国大汗，是为元宪宗，因为忽必烈在蒙哥的同母弟中“最长且贤”，蒙哥即位后不久即任命忽必烈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4]忽必烈在这段时间内任用了大批汉族幕僚和儒士，如刘秉忠、许衡、姚枢、郝经、张文谦、窦默、赵璧等等，并提出了“行汉法”的主张。儒士元好问和张德辉还请求忽必烈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忽必烈悦而受之。忽必烈尊崇儒学，“圣度优宏，开白炳烺，好儒术，喜衣冠，崇礼让。”[5]

1252年，宋军攻打河南边地。忽必烈请准蒙哥在河南设经略司，蒙哥任命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经略使。6月，忽必烈前往草原觐见蒙哥，奉命率军征云南。[6]

1253年，蒙哥分赏诸王，忽必烈得到京兆封地。忽必烈建立京兆宣抚司。[1]忽必烈率领大军在六盘山度夏。秋天，大军经过临洮进入藏族地区，到达忒刺（今四川松潘）地方。8月，忽必烈率军从陕西出发，进攻位于今云南等地的大理国；1254年1月2日，忽必烈攻克大理城，国王段兴智投降，忽必烈灭大理国。云南地区并入大蒙古国版图。[7]

1256年，忽必烈又增受怀孟州封地。1256年夏天，以南宋扣押蒙古使者为理由，蒙哥正式宣布了攻击南宋的意向。忽必烈势力的发展，引起蒙哥的疑忌。1257年，蒙哥命阿蓝答儿等在关中设钩考局，查核京兆、河南财赋。阿蓝答儿等从河南经略司、京兆宣抚司的官员中，罗织一百余条罪状，旨在除灭忽必烈所信用的官员，削弱他的势力。十二月，又亲自去朝见蒙哥。蒙哥见忽必烈来朝，相对泣下，要他不必再作表白。[8]

1258年农历七月，蒙哥率大军攻入四川北部，一路所向披靡，攻克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区，1259年初，在合州城下攻势受阻。[9]

1258年11月29日，根据蒙哥的旨意，忽必烈在开平东北行祭旗礼，正式出兵启行南下攻宋，于次年8月2日，忽必烈率军抵达河南汝南，继续向南宋进发，并派命杨惟中、郝经宣抚江淮。1259年9月3日，忽必烈统领中路军渡过淮河，攻入南宋境内，随后一路向南，在湖北开辟新的战场，进攻长江中游的鄂州。[10]

登基为帝

孛儿只斤·忽必烈

1259年8月11日，蒙哥在四川合州钓鱼山病逝。9月19日，在四川的忽必烈异母弟末哥派来的使者向忽必烈宣布这个消息，并请忽必烈北归继承帝位。忽必烈则认为“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于是进攻南宋，并多次获胜，后来，忽必烈的正妻察必派使者密报，和林众臣谋立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而且阿里不哥已经派阿蓝答儿在开平附近调兵，脱里赤在燕京附近征集民兵，使者催促忽必烈早日北还。11月17日，儒臣郝经上《班师议》，陈述必须立即退兵的理由，坚定了忽必烈退兵北返的决心。忽必烈声称要进攻南宋首都临安，留大将继续对鄂州的围攻，增加对南宋的军事压力，南宋丞相贾似道派使者请和，约定南宋割地，并且送岁币，忽必烈于是在当日撤兵北返。[10]

1260年1月4日，忽必烈率军抵达燕京即今北京市，解散了脱里赤征集的民兵，“民心大悦”。忽必烈率军在燕京近郊驻扎，度过整个冬天，并积极

“忽必烈汗”的传统蒙古文写法

和诸王联络，准备在1260年春天召开库力台大会，举行登基大典。[10]

1260年5月5日忽必烈登基成为大蒙古国皇帝即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发布称帝的即位诏书《皇帝登宝位诏》，在诏书中，他自称为“朕”，称他的哥哥元宪宗蒙哥为“先皇”。[12]

1260年6月29日，忽必烈发布《中统建元诏》，正式建年号“中统”。[13]

1264年9月7日，忽必烈发布《至元改元诏》，取《易经》“至哉坤元”之义，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12月18日，忽必烈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从大蒙古国皇帝变为大元皇帝，大元国号正式出现，忽必烈成为元朝首任皇帝。[5]

攻灭南宋

1263年五月，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作为驻夏的纳钵。

1264年八月，又下诏燕京（金中都，金亡后称燕京）仍改名为中都，作建都的准备。忽必烈建立“大元”国号后，

1272年二月，采刘秉忠议，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

1273年，大都宫殿建成。次年正月元旦，忽必烈在正殿接受朝贺。元朝从此即定都在大都（北京市）。大都代替和林，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至此以后，明、清两代，北京一直是国家的首都。

1274年，忽必烈命令屯戍高丽的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率兵15,000人，大小战船900艘出征日本。在日军坚决抵抗下，首战只获小胜，未能深入。不久，因台风将大部分战船毁坏，加上已兵疲箭尽，元军只得仓促撤回。[14]

1275年二月，忽必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杜世忠等一到日本，就被镰仓幕府处死。这一消息直到1280年才传到元朝。于是，忽必烈决心再次征讨日本。是年下半年，元朝征调军队（包括结集南宋新附军），成立征东行省（亦称日本行省）主持征伐大计。[14]

1276年2月4日，元军攻入临安，宋恭帝奉上传国玉玺和降表，南宋灭亡，元朝掌握全国性政权。1279年3月19日，南宋海上流亡政权残余的最后一支抵抗力量被消灭。[5]

1281年正月，忽必烈命令元军兵分两路远征日本，但仍然失败。[14]

晚年去世

忽必烈的妻子察必于1281年先他去世。五年之后他亲自选定的皇位继承人真金早逝。或许由于这些个人悲剧的刺激，忽必烈开始酗酒，并且毫无节制地暴饮暴食。他的体重迅速增加，越来越肥胖，并被因酗酒而引起的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与此同时，他的一些政策也遭到了失败，至公元1294年2月18日（元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忽必烈病逝。

为政举措编辑

政治体制

忽必烈恢复的行政机构治愈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创伤。宋朝灭亡后，元朝保留了宋朝的机构和全部行政官员，而且还尽一切努力得到了当时任职官员们的个人的效忠。[5]

在位期间，忽必烈注意选用人才，重用汉臣，如董文炳（忽必烈称其为董大）、刘秉忠、张弘范等，任命色目大臣阿合马掌管国家财政。采用汉法，建立各项政治制度。如在地方上建立行省，中央设中书省，开创我国省制之端。他设立“司农司”、“劝农司”等专管农业的机构，以劝农成绩作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并令人编辑《农桑辑要》于至元二十三年颁行全国。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管理，开辟中外交通，在各地建立驿站，巩固了对全国各地的统治。[5]

民族政策

忽必烈力图与儒家保持良好关系。在开始建设大都的1267年，他下令建造太庙并且制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选定了国家的历法，这是农业社会统治者必不可少的工作。他的王朝名称的选择对于儒士将是一个最重要的信号。采纳富有汉地象征的汉语名称将表示忽必烈希望和中国某些传统融为一体。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从《易经》中选择了“大元”作为国名。元的涵义是“乾元——天地万物的起源”或者“原始力”，但最重要的是，新朝代的名号直接出自汉族传统经典著作之一。[15]

忽必烈赞同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记载元朝历史的建议，这也使他得到儒士的称赞。儒学重视过去，强调利用历史经验指导行为，所以它为这种官方认可的编年史工程提供了依据。他还建议朝廷在翰林院下建立翰林兼国史院以搜集记录并且撰写辽史和金史。[15]

宗教政策

允许回回人组成实际上自治的社团以回回宗师作为领导，由哈的为他们解释穆斯林法律。回回居民区有他们自己的集市、医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也不禁止他们遵循伊斯兰教意旨。事实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财政机构担任重要职位并给予他们特权。他豁免他们常规的赋税，并且招募他们担任汉人极少能够担任的达鲁花赤。[15]

1264年忽必烈建立总制院管理吐蕃并监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关系，八思巴成为总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长官。在敌对的佛教派别必里公派领导的反叛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权威受到挑战，但1267年忽必烈调兵帮助这位年轻的佛教教长恢复了权力。1268年忽必烈的军队打垮了持异议者后，他虽然恢复了八思巴的权力，但又安置了一位蒙古人为吐蕃的宣慰使来帮助控制吐蕃。[15]

1258年忽必烈在佛道辩论中对佛教的支持使他不为道教所喜爱。然而他为道教驰名的法术所吸引，并承认他们对较低阶层群众有吸引力。因此朝廷为建设道观提供资金，并向他们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权。一些道教领袖意识到需要与佛教和蒙古人相容共处，并且首先寻求儒、佛、道三ՙᖧš„和解。[15]

忽必烈甚至还寻求获得中国数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国基督教徒的支持和协助。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经到达蒙古宫廷，例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和鲁不鲁乞，而且几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艺人威廉·布涉曾为大汗蒙哥服务过。但忽必烈采取更关切的态度邀请和招募外国基督徒。[15]

经济政策

忽必烈发明了“钞”即纸币。他把钞票引入流通领域，并使它成为财政的基础。1264年，他颁布了一条法令，公布了用纸币来计算主要商品的价值。他的第一任“理财”大臣是穆斯林赛夷阿札儿，他把钞票的发行维持在合理的限度内。随后继任的几位大臣们开始轻率行事，他们两人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使钞票贬值。在聚敛钱财时，他们采取多次兑换钱币的方式和建立了重利专卖的办法。阿合马于1282年被暗杀，他死后受到忽必烈的贬责。桑哥因贪污被处死。为了阻止原钞票的下跌，有必要发行新的钞票，以免轮到新币贬值。这也许是忽必烈最初使用“钞”时始料未及的事情。[5]

控粮政策

为了备荒，忽必烈恢复了王安石之后被取消的国家控粮的政策，在丰年，国家收购余粮，贮藏于国仓。当荒年谷价上涨时，开仓免费分发谷物。他还组织了公众救济，将稻米和玉米定期分发给急需的家庭。1260年法令要求地方长官对老学者、孤儿、病弱者提供救济。[5]

人物评价编辑

总评

忽必烈作为一个征服者给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浩劫，但在历史上仍能获得不错的评价。忽必烈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新秩序建立者。他是少数能够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统治者之一。虽来自游牧民族，但十分重视中原农业的恢复和发展。[16]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帆认为，忽必烈的“历史功绩”在于他接受了汉文化。[17]马可·波罗将忽必烈尊崇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称赞忽必烈是“人类远祖阿丹（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认为这是“彼实有权被此名”。[5]

历代评价

郝经：今主上应期开运，资赋英明，喜衣冠，崇礼乐，乐贤下士，甚得中土之心，久为诸王推戴。稽诸气数，观其德度，汉高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19]

董文用：世祖皇帝仁孝英明，睿谋果断。爰从潜邸，有志斯民，植根干而佐理皇纲，聘耆德而讲明治道。始平大理，再驾长江，过化存神，有征无战。迨其龙飞滦水，鼎定大都，革弊政以维新，扩同仁而一视。规模宏远，朝野清明。内则肇建宗祧，创设台省，修举政令，登崇俊良；外则整治师徒，申严边将，布扬威德，柔服蛮荒。加以圣无不通，明靡不烛，守之以勤俭朴素，养之以慈惠雍和。收揽权纲，综核名实，赏罚公而不滥，号令出以惟行。万汇连茹，群雄入彀，削平下土，统正中邦。慕义向风，声教实朔南之暨；梯山航海，职贡无遐迩之殊。方且开学校而劝农桑，考制度而兴礼乐。国号体乾坤之统，书画焕奎壁之文。罄所有而酬战功，不待计而救民乏。听言择善，明德缓刑。钦福锡民，遇灾知惧。得《洪范》惟皇之理，过周宣修政之勤。以致时和岁丰，民安吏职。盖帝德克周于广运，故至公均被以无方。可谓文致太平，武定乱略，继一祖四宗之志，兼三皇五帝之功。[20]

朱元璋：①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宽恤爱人，亦可谓有仁心矣。[21]②昔中国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22]③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餋之繁，功被人民者矣。[23]

宋濂：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24-25]

邵远平：遂辟雄图，混一中外；德威所指，无远弗届；建号立制，垂模一代；崇儒察奸，旋用旋败；英明克断，用无祗悔。[26]

毕沅：帝度量恢廓，知人善任使，故能混一区宇，扩前古所未有。惟以亟于财用，中间为阿哈玛特、卢世荣、僧格所蔽，卒能知其罪而正之。立纲陈纪，殷然欲被以文德，规模亦已弘远矣。[27]

魏源：元之初入中国，震荡飘突，惟以杀伐攻虏为事，不知法度纪纲为何物，其去突厥、回纥者无几。及世祖兴，始延揽姚枢、窦默、刘秉忠、许衡之徒，以汉法治中夏，变夷为华，立纲陈纪，遂乃并吞东南，中外一统。加以享国长久，垂统创业，轶辽、金而媲汉、唐，赫矣哉！且其天性宽宏，包帡无外。阿里不哥及海都、笃哇诸王，皆亲犯乘舆。对垒血战，力屈势穷，一朝归命，则皆以太祖子孙，大朝会于上都，恩礼宴赉如初。当南北锋焰血战之余，或离间以侍郎张天悦通宋而不信。敕南儒被掠卖为奴者，官赎为民。所获宋商、宋谍私入境者，皆纵遣之而不诛。置榷场于樊城，通宋互市，弛沿边军器之禁。其长驾远驭如是。宋幼主母子至通州，命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后赴上都。除弘吉剌皇后厚待之事别详《皇后传》外，其母子在江南庄田，听为世业。其后文宗时市故全太后田为大承天寺永业，市故瀛国公田为大翔龙寺永业，直至顺帝末，始夺和尚赵完普之田归官，直与元相终始。宋之宗室如福王与芮等，随宋主来归，授平原郡公，其家赀在江南者，取至京赐之。此外宗室多类此。即奸民冒称赵氏作乱者，从不以累及宋后，其优礼亡国也如是。思创业艰难，移漠北和林青草丛植殿隅，俾后世无忘草地。又留所御裘带于大安阁以示子孙。武宗至大中尝诣阁中发故箧阅之，则皆大练之服。西域贾胡屡献牙忽大珠，价值数万而不受。宫闱肃穆，无艳宠奇闻。至元八年，平滦路昌黎县民生男，夜中有光，或奏请除之，帝曰：“何幸天生一好人，奈何反生妒忌！”命有司加恩养。伯颜伐宋，谆谆命以曹彬取江南不戮一人为法。其俭慈也又如是，非命世天纵而何？惟功利之习不能自胜于中，故日本、爪哇之师远覆于海岛，王、阿、桑、卢掊克之臣相仍于覆辙，盖质有余而学不足欤！[28]

曾国藩：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29]

曾廉：世祖崇儒重道，而特进言利之臣，三进三乱而讫不悟，岂非其明有所蔽耶？然其不欲剥民亦审矣。殆以为自我作则，将上下均足，堪为后世经制也。呜呼！以世祖之仁，乘开国之运，而言利之弊，若此，然则利其有可言者耶？至其任中书枢密而重台纲，法纪立矣。国治民安是在知人哉！[30]

孙中山：秦皇汉武、元世祖、拿破仑，或数百年，数十年而斩，亦可谓有志之士矣。拿破仑兴法典，汉武帝纪赞，不言武功，又有千年之志者。[31]

屠寄：汗目有威棱，而度量弘广，知人善任，群下畏而怀之，虽生长漠北，中年分藩用兵，多在汉地，知非汉法不足治汉民。故即位后，引用儒臣，参决大政，诸所设施，一变祖父诸兄武断之风，渐开文明之治。惟志勤远略，平宋之后，不知息民，东兴日本之役，南起占城、交趾、缅甸、爪哇之师，北御海都、昔里吉、乃颜之乱。而又盛作宫室，造寺观，干戈土木，岁月不休。国用既匮，乃亟于理财，中间颇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之徒所蔽，虽知其罪而正之，闾阎受患已深矣。[32]

柯劭忞：蒙古之兴，无异于匈奴、突厥。至世祖独崇儒向学，召姚枢、许衡、窦默等敷陈仁义道德之说，岂非所谓书生之虚论者哉？然践阼之后，混壹南北，纪纲法度灿然明备，致治之隆，庶几贞观。由此言之，时儿今古，治无夷夏，未有舍先王之道，而能保世长民者也。至于日本之役，弃师十万犹图再举；阿合马已败，复用桑哥；以世祖之仁明，而吝于改过。如此，不能不为之叹息焉。[33]

趣闻轶事编辑

涮羊肉的发明传说与忽

忽必烈出行图

必烈有关。忽必烈率军远征，嫌伙食太差，想吃清炖羊肉。厨子便宰杀羔羊，剔选羊肉准备做。可敌军突然来袭，厨子情急之下把羊肉切成薄片，放在锅里混乱搅和一下，就捞出来，放点配料，给忽必烈端去了。忽必烈肚子咕咕叫直叫，吃完就披挂上阵去了。没过多久，忽必烈就凯旋了。回朝后，忽必烈不忘厨子的功劳，就让他再做一次，并说味太淡，该多些配料。文武大臣吃后，皆竖大拇指。忽必烈高兴，给这道新菜赐名“涮羊肉”。[34]

家族成员编辑

父母

父亲：孛儿只斤·拖雷（1193—1232年），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第四子（幼子），尊号“也可那颜”（大官人）。成吉思汗生前分封诸子，拖雷留在父母身边，继承父亲在斡难和怯绿连的斡朵儿、牧地和军队。成吉思汗留下的军队共有约12.9万人，其中大部分都由拖雷继承。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三儿子孛儿只斤·窝阔台继位，拖雷监国。1232年率军击败金军，在回军途中病逝。其子孛儿只斤·蒙哥即位后追上尊号，谥“英武皇帝”，庙号“睿宗”。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孛儿只斤·忽必烈在位时，被改谥为景襄皇帝。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加谥“仁圣景襄皇帝”

母亲：唆鲁禾帖尼（1192年－1252年），大蒙古国（蒙古帝国）皇太后，克烈氏，是拖雷的正妻，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的生母。

后妃

右大斡耳朵：大皇后帖古伦察必皇后南必皇后，（？―1281年）。1273年纳为皇后，姓弘吉剌氏（《新元史》作宏吉刺氏），名察必，济宁忠武王弘吉剌·按陈之女，元世祖忽必烈的皇后。中统初年立为皇后。至元十年（1273年），上尊号“贞懿昭圣顺天睿文光应皇后”。至元十八年（1281年），察必去世，谥号“昭睿顺圣皇后”。察必禀性聪明，善于把握事业成败契机，在元朝建立之初，成为元世祖的左右助手。

右第二斡耳朵：塔剌海皇后奴罕皇后

右第三斡耳朵：伯要兀真皇后阔阔伦皇后

右第四斡耳朵；八八罕妃子撒不忽妃子

子女

儿子

长子：孛儿只斤·朵儿只

次子：皇太子孛儿只斤·真金（1243年—1286年1月5日），忽必烈嫡子，元成宗铁穆耳之父，母察必皇后。1261年被封为燕王，1273年被封为皇太子。1286年1月5日去世，1293年元世祖上谥号明孝太子。1294年元成宗登基，追尊其父真金为皇帝，为真金上庙号裕宗，汉文谥号文惠明孝皇帝。

三子：安西王孛儿只斤·忙哥剌。元九年（1272）忽必烈将他的第三个儿子忙哥剌封为安西王，镇守唐兀之地。至元十七年（1280）忙哥剌病亡，阿难答袭封为安西王。

四子：北安王孛儿只斤·那木罕，皇太子真金同母弟。

五子：云南王孛儿只斤·忽哥赤。至元四年八月，封云南王，赐驼纽鋈金银印。九月，置大理等处行六部，以阔阔带、柴桢并为尚书，兼王傅府尉，宁源为侍郎，兼司马。

六子：大王孛儿只斤·爱牙赤。至元二十二年，赐银印。二十四年，叛王势都儿犯咸平，爱牙赤率宣慰使塔出，自沈州北讨，命宣慰使亦力撒合分兵趋懿州，寇遁去。后病卒。元贞初，其子孛颜帖木儿入朝，赐金帛如诸王大会例。所部在兀剌海路，地硗瘠贫乏，泰定元年移镇阔连东部。孛颜帖木儿之兄曰阿木干，阿木干子曰也的古不花，泰定中亲信用事，车驾幸上都，与中书省臣兀伯都剌等居守焉。

七子：西平王孛儿只斤·奥都赤。至元六年十月，封西平王，赐驼纽鋈金银印。九年，命讨建都蛮，诸王阿鲁帖木儿、秃哥，南平王秃鲁，各率所部从之。

八子：宁王孛儿只斤·阔阔出。至元二十六年，始封宁远王，赐龟纽鋈金银印。三十年，从成宗备兵北边。至元二十七年，成宗入嗣大统，以军事属阔阔出，师久无功。大德三年，命武宗即军中代之。十一年，武宗即位，以翊戴功，进封宁王，换兽纽金印。至大三年，三宝奴告阔阔出谋为不轨，武宗命楚王牙忽都等鞫之下狱。平章察乃铁哥廷辨，其诬得释，犹徙于高丽，赐其妃完者死，以畏兀儿僧铁里等二十四人同谋或知而不首，并磔于市。鞫基狱者皆升秩二等，赐牙忽都金千两、银七千五百两，三宝奴赐号答剌罕，以阔阔出清州食邑赐之。皇庆元年，铁哥奏：世祖诸皇子惟宁王在，宜赐还。仁宗从之。明年二月，卒。二子；曰薛彻秃，曰阿都赤。薛彻秃，延祐七年四月封宁远王，至治二年进封宁王。三年七月，入朝。请印。英宗不允。泰定元年，赐福州路永福县一万三千六百有四户，置王傅。至顺二年二月，与沙哥坐妄言不道，安置薛彻秃于广州，沙哥于雷州。至元二十八年，以燕铁木儿言，赦还。

二、马可波罗游记中怎么描述蒙古人的

马可·波罗行纪》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可波罗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亚洲的游记，它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足迹所至，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他在《游记》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以叙述中国为主的《游记》第二卷共82章，在全书中分量很大。在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书的开头，对当时人们十分惊奇的事物作了介绍[2]：“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和市民们，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们，不论是谁，如果你们希望了解人类各种族的不同，了解世界各地区的差异，请读一读或听人念这本书吧！你们将发现，在这本书中，正如梅塞·马可·波罗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条理分明地记下了东方各大地区——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地方、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所有伟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市民，聪明而又高贵，被称为‘百万先生’。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所有读或听人念这本书的人，都应置信不疑，因为这里所记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的确，自上帝用他的手创造了我们的祖先亚当以来，直到今天，从未有过任何人，基督教徒或异教徒，鞑靼人或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像这位海塞·马可那样，知道并考察过世界各地如此众多、如此伟大的奇闻轶事。……”

马可叙述的故事，确实和这一介绍所说的那样激动人心。他讲到了带有花园和人造湖的大汗宫廷，装载银挽具和宝石的大象。他还讲到了各条大道，高于周围地面，易于排水；大运河上，商人船只每年川流不息；各个港口，停泊着比欧洲人所知道的还要大的船只，并谈到了生产香料、丝绸、生姜、糖、樟脑、棉花、盐、藏红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马可还描写了他护送中国公主到波斯去时，访问和听说过的所有寓言般的国度——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索科特拉岛、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桑给巴尔和阿比西尼亚。

书中的一切仿佛离奇古怪，言过其实，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别号叫“百万先生”，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其实，他向16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最为全面可靠的资料。这本书题名为《世界见闻录》并非偶然。实际上，这部著作使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范围突然扩大了一倍。马可·波罗正如两个世纪后的哥伦布一样，为同时代人开辟了崭新的天地。的确，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封锁陆上道路之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继续前进。

马可·波罗小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到东方经商，来到元大都（今天的北京）并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皇的信。

1271年，马可·波罗17岁时，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带领马可·波罗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改走陆路。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他们从霍尔木兹向东，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疾病、饥渴的困扰，躲开了强盗、猛兽的侵袭，终于来到了中国新疆。

一到这里，马可·波罗的眼睛便被吸引住了。美丽繁华的喀什、盛产美玉的和田，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马可他们继续向东，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古城敦煌，瞻仰了举世闻名的佛像雕刻和壁画。接着，他们经玉门关见到了万里长城。最后穿过河西走廊，终于到达了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这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距他们离开祖国已经过了四个寒暑了！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并向大汗介绍了马可·波罗。大汗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他惊呆了。他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他每到一处，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在回到大都后，又详细地向忽必烈大汗进行了汇报。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宠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神往。 17年很快就过去了，马可·波罗越来越想家。

1292年春天，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托，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他们趁机向大汗提出回国的请求。大汗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 1295年末，他们三人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四载的亲人身边。他们从中国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威尼斯，他们的见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东方带回的无数奇珍异宝，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了威尼斯的巨富。

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9月7日不幸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思梯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

三、蒙古舞和藏族舞的区别

蒙古舞和藏族舞的区别

1、蒙古舞和藏族舞的区别

藏民族是个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同时也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漫长民族历史孕育下的若干节日中，几乎找不到不以歌舞作为敬奉神灵和欢娱民众、借以把节日欢乐气氛推向最高潮的先例。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以及吉林、黑龙江等省蒙古族聚居地区的民间舞蹈。蒙古民族的舞蹈文化与他们的狩猎、游牧生活有密切联系。蒙古民族祖先的原始舞蹈形态，在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凿刻的阴山崖画、乌兰察布崖画中，有着生动真实的表现。在古代，蒙古族还有很多模仿凶猛动物的舞蹈，如“白海青”（白鹰）舞、熊舞、狮子舞、鹿舞等。其踏地为节的舞蹈特点仍保持着蒙古族古代广泛流行的踏舞特征。

2、蒙古舞的种类

2。1、是经堂查玛。表演者二至四人，于经堂诵经时主要通过手势动作对佛进行功德礼赞。

2。2、米拉查玛。在召寺前广场搭台表演。人物有米拉、黑白老头、狗、鹿（均由人扮演）等，以说、唱、舞、乐的形式，颂扬米拉撇家弃业，苦意修行，云游四方，传播佛理，终成正果的故事。

3、藏族舞的基本动作

藏族舞蹈的特点："颤"、"开"、"顺"、"左"、"绕"是各种类不同藏舞的共同特点，或称为藏族舞蹈的五大元素，从而构成了它区别于其他兄弟民族舞蹈的美学概念。藏族舞蹈的步伐十分丰富，从脚部动作上可概括为"蹭"、"拖"、"踏"、"蹉"、"点"、"掖"、"踹"、"刨"、"踢"、"吸"、"跨"、"扭"等12种基本步伐。

藏族舞蹈的手势，可归纳成"拉"、"悠"、"甩"、"绕"、"推"、"升"、"扬"七种变化。弦子：是属于藏族里面的慢板。节奏是像上的，身体慢起慢下。

藏族舞的特点

藏族是个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同时也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漫长民族历史孕育下的若干节日中，几乎找不到不以歌舞作为敬奉神灵和欢娱民众、借以把节日欢乐气氛推向最高潮的先例。后来增加了简单的上肢动作、原地旋转和队形变换，成为一种男女交替、载歌载舞的劳动歌舞形式。这种劳动歌舞今天已被搬上舞台，成为历史上劳动艺术的纪念。

藏族舞蹈是藏族民族舞蹈的总括名称。藏族舞蹈文化源远流长并与汉族舞蹈文化相互交流，也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舞蹈文化相互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西藏高原地区的藏族文化。较常见的藏族舞蹈有弦子、锅庄、踢踏等。藏族的民间舞蹈种类繁多而各具特色。

在藏族的民间节日中，希冀丰收与欢度“望果节”是辛劳了大半年后人们的最大期盼和喜悦。在藏语中“望果节”的“望”字，意为“田地”，“果”为“转圆圈”，“望果节”的整个意思便是：围绕丰收的田野歌舞。

藏族舞的谐与卓

简介

藏族的民间舞蹈种类繁多而各具特色。自娱性的圆圈舞除《果谐》和《果卓》外，《堆偕》、《谐》与《卓》更是人们极为喜爱和著名的舞蹈。

谐

藏族人民把西藏的最高处，雅鲁藏布江上游的定日、拉孜、萨迦以及阿里一带，统称为“堆”，流行在这里的农区自娱性圆圈舞，被人们称做《堆谐》。《堆谐》的最大特色与区别，是在人们以歌唱伴舞的同时，添加了乐器六弦琴。后因从《堆偕》中派生出表演性的男子《踢踏舞》，而是《堆偕》逐渐盛行于拉萨等地。

《堆谐》的历史十分久远，至今可见在公元10世纪时，建于西藏阿里地区古格王朝宫堡集会议事大厅的壁画，绘有身着长裙、体前交叉连手、右脚在前左脚略后，面向左转的10名少女的《堆偕》舞姿。其情状与仍盛行于当地，被称为“旋”的《堆谐》舞蹈姿态几乎不差分毫。在藏族所有自娱性圆圈舞中，男女体前或体后交叉拉手，是《堆谐》所独有的形式。

具有代表性的藏族男子《踢踏舞》，来自于《堆谐》。公元17世纪以前，《堆谐》只由歌曲伴舞，后来六弦琴“扎木年”作为伴奏乐器进入后，逐渐担任起舞蹈伴唱歌曲前奏、间奏和尾声的演奏，使原来的《堆谐》随之在舞蹈形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六弦琴的加入，使《堆谐》渐渐摆脱了原有受唱词、句、段作舞的限制，而成为能随不同节奏乐曲进行多种舞步变化的舞蹈。

至17世纪中期，一次在一年一度的“雪顿节”上，各地藏戏团云集拉萨。当时，在后藏“穷巴藏戏团”的藏戏中，穿插了由六弦琴进行伴奏的《堆谐》男子舞蹈，舞蹈的不拘一格和欢快、热烈，引起了人们不约而同的新奇和惊喜。从此，这种舞蹈开始传入拉萨。后经民间艺人们的相互交流与提炼，在原有的基本舞步上，强调了后半拍起步，并创造了用脚踏出节奏响声的新步法，对舞蹈结构和套路进行了重新的规范，从此，一个新的舞种——男子《踢踏舞》便脱颖而生。以后，在伴奏乐器上又逐步增加了洋琴、笛子、胡琴、串铃等，使男子《踢踏舞》成为表演性舞蹈登上了舞台而倍受人们喜爱。

以后，一人们为了丰富《踢踏舞》的音响和技巧性，在表演者的脚腕或小腿上缀满响铃，使响铃和踏脚声同起同落，甚至能掌握铃声在踏脚过程中起、落的高难技巧，已成为衡量《踢踏舞》水平的一项标准。

《谐》，是即为人们熟悉的藏族舞蹈《弦子》。这种民间自娱性舞蹈，曾盛行于现四川省的巴塘、昌都、甘孜和青海省的藏区，但舞姿最富魅力和潇洒，还要数巴塘地区的《弦子》。因此，人们只要一提《弦子》，便加入了地名为《巴塘弦子》。

每当节日，人们聚在一起，跟随着一位或几位手持胡琴，边拉琴伴奏边频频起舞蹈的伴奏男子之后，甩动如云长袖在歌声和琴声的相互变换中，翩跹起舞，乐而忘返。《巴塘弦子》的舞姿圆润、狂放而流畅。在音量不大，但清晰、婉转的琴声下，舞队忽而聚拢忽而散开，忽而跟随着领舞绕行，好似游龙摆尾，忽而又成圆圈扬袖旋转，如同白莲初绽。此外，由拖步、晃袖、点步转身及模拟孔雀等姿态动作的穿插、组合下，使整个舞蹈语汇丰富、姿态潇洒，令无论是舞者还是观者都陷于无尽的陶醉而难以自拔。

卓

《卓》被藏族一般泛指为“表演性的圆圈歌舞”。而其中不少“卓”中，都有不同“鼓舞”的表演。

藏族自古认为，“鼓”能给人带来吉祥与欢乐，是求得神灵祝福所不可或缺的器具，而在一些祭祀和节日舞蹈中，必须要进行击鼓作舞的表演。

西藏的山南地区流行着一种身挎扁圆形腰鼓，双手持马蹄形鼓棰边敲击边作舞的男子鼓舞《卓谐》，就是人们极其喜爱和具有悠久历史的一种民间鼓舞。据说，这种“大鼓舞”产生于 8世纪左右，藏戏创始人，白教喇嘛汤宗杰布为修建铁桥造福于人民，组织歌舞表演班子四处义演过程中，所创作的。当年击鼓作舞的形象，至今可在西藏著名唐代建造的桑鸢寺金城公主殿内，硕大的“庆贺桑鸢寺落成图”壁画上看到。那些身挎扁鼓挥棰作舞，栩栩如生的“鼓舞”形象，与《卓谐》的舞姿几乎仍无所出入。

《热巴卓》和《热巴》都属于“卓”中的表演性民间舞蹈。除藏族之外，不少人难以分辨二者间的相互关系。《热巴》是指过去流浪艺人卖艺为生，所表演的杂艺歌舞节目。其中包含“民间歌舞”、“铃鼓舞”和有一定情节的“杂曲表演”三部分。流传在昌都、工部地区以及云南、四川省的藏区。

而《热巴卓》则是以表演“铃鼓舞”和各种高难技巧的舞蹈。《热巴卓》的表演，在由专人向大家致以吉祥、康乐的祝词后，由男持铜铃、女持扁鼓和马蹄槌翩跹起舞中，拉开舞蹈的序幕。他们先以围圆圈跑动的.舞蹈打开所需用的场地然后，由女子先表演集体鼓舞，在人数不限，刚柔相济的少女舞蹈中，以“顶鼓旋转”、“缠头击鼓”、“扭腰打点”等鼓技，表现出藏族女子舞蹈所特有的婀娜风采。之后，是在女子击鼓伴奏下的男子单人技巧性舞蹈表演。

英姿飒爽的健儿们，一个个在呼叫声中，以“躺身蹦子”、“躺身平转”、“踢腿跨脖”、“单腿跨转”和“兔子跳”等动作，博得在场观众的连连喝彩。在观众的要求下，随伴奏鼓点，还可以增加表演有着不同套路和高难技巧的女子“鼓舞”。舞蹈的快速、激烈、翻腾旋跃，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舞动，与节目最初所表演的女子集体“鼓舞”形成了阴柔之美与阳刚之气的强烈对比。无论是《热巴卓》还是《热巴》中的“铃鼓舞”，因演出内容的丰富和舞姿的优美、技巧的高难而被人们所喜爱。

新中国成立后，流浪四方的《热巴》没有了，但文艺工作者曾根据《热巴卓》编创的舞蹈《草原上的热巴》，却在世界舞蹈比赛中获得了铜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蒙古舞的艺术特征

蒙古族居住在辽阔的大草原上，依山傍水，以畜牧为主，同自然搏斗，这些生活特征便构成了蒙古族舞蹈的个性特征和感情色彩。舒展优美的动作勾画着风吹草地见牛羊的画境，热情豪放的动律使人感受到骏马的驰骋，含蓄沉稳的性格流露着牧民的憨厚，深沉等特点。

舞蹈应当是人民在强烈的情感驱动下必然表现，蒙古族舞蹈正是因为它蕴含了具有民族风俗特色的舞蹈动作而更加吸引人和感染人。从蒙古舞蹈的主题中我们不难看出，蒙古舞多是歌颂草原，歌颂母亲，歌颂爱情，歌颂生命，同时他们赞美勇敢，赞美自然，赞美顽强不息，展示草原儿女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屈的奋斗精神，游牧民族驰骋在大草原上，以蓝天为帐篷，以绿野为毡毯，长期的牧放与狩猎生活，练就了强悍，矫健的体魄。

蒙古舞的风格特色

蒙古族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从事畜牧狩猎生产。由于长期生活在草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自古以来崇拜天地山川和雄鹰图腾，因而形成了蒙古族舞蹈浑厚、含蓄、舒展、豪迈的特点。蒙古族民间舞蹈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盅碗舞。盅碗舞一般为女性独舞，具有古典舞蹈的风格。舞者头顶瓷碗，手持双盅，在音乐伴奏下，按盅子碰击的节奏，两臂不断地舒展屈收，身体或前进或后退，意在表现蒙古族妇女端庄娴静、柔中有刚的性格气质。舞蹈利用富有蒙古舞风格特点的“软手”、“抖肩”、“碎步”等舞蹈语汇，表现盅碗舞典雅、含蓄的风格。鄂尔多斯民间流传的盅碗舞，舞姿质朴简单，没有严格的规律动作。

二是筷子舞。筷子舞以肩的动作见长，一般由男性表演。舞者右手握筷，不时击打手、腿、肩、脚等部位，有时还击打地面（或台面）。随着腕部的翻转变化，有时肩部活泼地耸动，有时腿部灵活地跳跃，有时转身左前倾，有时转身右前倾。其肩部的动作既有律动感，又具有一种特殊的韵味，融欢快、优美与矫健为一体。动作虽简单，但却以技巧取悦观众，故有一定的表演性质。在鄂尔多斯民间流传的筷子舞，既有男性独舞，也有男女群舞。在表演形式上由单手执筷子发展为双手执筷子，肩部、腰部、腿部的舞蹈语汇也更加丰富。因此舞蹈显得欢快、明朗、新颖，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蒙古族热情、开朗、剽悍、豪迈的民族个性。

三是安代舞。安代舞于明末清初发祥于科尔沁草原南端的库伦旗。最初是一种用来医病的萨满教舞蹈，含有祈求神灵庇护、祛魔消灾的意思，后来才慢慢演变成为表达欢乐情绪的民族民间舞蹈。传统的安代舞，有准备、发起、高潮、收场几个程序，都由“博”来主持。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兴安地区带有迷信色彩的安代舞已不复存在，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民间歌舞传承下来。在科尔沁地区，在逢年过节时、在庆祝丰收的日子里、在喜丧婚嫁和迎宾的宴会上，人们都要跳安代舞。姑娘媳妇挥舞头巾跳，小伙子脱去马靴光着脚丫跳，孩子们做着鬼脸跳……舞蹈动作有甩巾踏步、绕巾踏步、摆巾踏步、拍手叉腰、向前冲跑、翻转跳跃、凌空踢腿、腾空蜷身、左右旋转、甩绸蹲踩、双臂抡绸等等，这些优美潇洒的动作，融稳、准、敏、轻、柔、健、美、韵、情为一体，形成了盛大的狂欢场面，把美和对美的追求推向了极致。

安代舞的由来，相传很早以前，在中国北方科尔沁大草原上，生活着父女俩。他们相依为命，有一天女儿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怎么治也治不好，老父亲只好用牛车拉着病重的女儿到外面去求医。不料车走在半路上，遇上风雨，车轮陷在泥里，车轴也断了，可怜的老父亲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围着牛车来回转。女儿奄奄一息，生命危在旦夕，老父亲哭得泪也干了，围着牛车高声唱着祈求神灵的保佑。这歌声引来了众乡亲，他们见状也潸然泪下，跟着老人甩臂跺脚，围着牛车哀歌。这样唱着舞着，感动了上苍，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姑娘的病也好了，她也加入了舞蹈的人群，唱着，舞着。

这个奇闻不胫而走，后来草原上不管是求雨、祭敖包、那达慕盛会，都用这种载歌载舞的形式，抒发人们的感情。人们围成一个圆圈，敞开长袍的下摆，右手拿一块绸巾，边歌边舞，曲调悠扬婉转，人们给这种舞蹈起了个名字叫做“安代”。

四是查玛。查玛是藏传佛教为了弘扬佛法、传播教义、阻止邪恶诱惑、坚定佛门信念而举办的一种带有庆典性质的艺术活动。历史上，在“殿宇雄壮、比拟佛国”的科尔沁地区乃至内蒙古自治区全境，绝大多数寺院召庙都曾一年一度由喇嘛们表演这种舞蹈。至今，部分召寺依然传承表演这种舞蹈。查玛在蒙古族舞蹈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科尔沁地区查玛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经堂查玛。表演者二至四人，于经堂诵经时主要通过手势动作对佛进行功德礼赞。二是米拉查玛。在召寺前广场搭台表演。人物有米拉、黑白老头、狗、鹿（均由人扮演）等，以说、唱、舞、乐的形式，颂扬米拉撇家弃业，苦意修行，云游四方，传播佛理，终成正果的故事。三是广场查玛。在大雄宝殿前广场上表演。人物众多，程式固定，动作规范，舞蹈性最强，流传较为普遍。在查玛表演中，登场者统称护法神。护法神分大查玛（主神）、小查玛（皈神）两类。查玛一般由13—15个舞蹈段落组成。凡属大查玛者，均以单人舞的形式表演一个独立舞段；亦有一神化作多神、按东西南北中方位同时起舞的。小查玛多以四人舞的形式出现；亦可在主神舞蹈时，以侍者的身份在旁伴舞。相对而言，舞蹈中大查玛的动作沉稳犷悍，神态超然，举手投足都很有造型性，体现了强烈的宗教内涵和人物的思想情感；小查玛则动作灵活，节奏明快，不拘形态，较少神威，有很强的韵律性。某些规模较大的召寺，为了便于传承，还将近似的人物动作予以规范，确定名称。

五是科尔沁“博”舞。“博”，是萨满教中的巫师，研究者称之为“萨满”。蒙古人则自称为博。博所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称为行博。博舞即指行博时所跳的舞蹈。博教曾为蒙古族所长期信奉，但自藏传佛教传入后即日渐衰落，仅有少量残存，主要流传于科尔沁草原。博舞保留较完整的是兴安盟和通辽市。博舞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态，由于其自身的丰富内涵及其所具有的艺术性和娱乐性，不仅仍有一定的生命力，而且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科尔沁地区的行博，主要是用来祭祀求福和驱魔治病。以歌舞事神，治病驱魔，是其具有的主要特征。

科尔沁地区的博舞动作基本相同，但风格各异，有的古朴雄壮，有的典雅健美，有的刚柔相济，有的风趣幽默，有的舒缓曼妙，有的潇洒明快。个别女博跳的博舞，其舞姿更是细腻柔媚，别具风韵。博舞也有其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博们在行博时都须头戴沉重的铜制五佛冠，腰扎九个圆形铜镜，身着法裙、法服等；行博过程中要做出颤腿、扭腰、旋转、跳跃等动作，并且能够对神鼓、神鞭、铜镜、宝剑、腰刀等运用自如。粗犷、炽烈、颠狂的激情表演是科尔沁博舞的独特风格。

总之，蒙古族舞蹈久负盛名，有了高兴事就要跳舞。蒙古族舞蹈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节奏明快，舞步轻捷，在一挥手、一扬鞭、一跳跃之间洋溢着蒙古人的纯朴、热情、勇敢、粗犷和剽悍，表现了他们开朗豁达的性格和豪放英武的气质，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蒙古族舞蹈与美酒有不解之缘。在民间，几乎有酒必有歌舞相伴，有歌舞也必有美酒助兴。说蒙古族是以歌舞为伴的民族一点都不为过。

萨吾尔登是新疆蒙古族最主要的民间舞蹈，在各地蒙古族居区广为流传，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新疆蒙古族无论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会跳萨吾尔登。萨吾尔登既是新疆蒙古族民间舞曲和歌舞曲的曲牌名称，同时又是民间舞蹈的统称。萨吾尔登常在喜庆节日、男婚女嫁、迎宾送客的家宴等娱乐活动时跳。活动场地、人数不限，一般是在毡房和毡房附近的草地上进行。萨吾尔登分徒手跳、持具跳、载歌载舞跳和对歌对舞跳几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