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奇闻佛教故事_考古奇闻佛教故事有哪些

中国哪位考古学家夺回云冈石窟话语权？

宿白

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里，关于云冈的研究，一直是以日本学者为主导的。在国内，虽然也有像陈垣、梁思成、周一良这样的中国学者研究过云冈石窟，但都是从边边角角进行分析，并未进行过系统解读。

直到194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首任系主任宿白在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原文。该碑撰于金代皇统七年(1147年)，原碑实物早已不可寻踪，碑文中的内容涉及北魏历代开窟建寺的问题，填补了文献空白，云冈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随后，宿白多次到云冈石窟考察，厘清了云冈石窟开凿分期脉络和历史沿革，否定了日本版《云冈石窟》对云冈石窟的分期问题，为国人的研究工作扳回一局。

宿白是中国石窟寺研究的奠基人，对云冈石窟这座中国最早石窟宝库有着特殊的感情。1988年，有着“黄埔一期”美誉的国家文物局第一届全国石窟考古培训班举办，在宿白的倡导下，地点就选在了云冈石窟。

几十年来，是在宿白的支持下，一届又一届的北大考古专业师生走进云冈，一个窟接着一个窟地做着测绘和研究工作，逐渐夺回了中国学者对云冈的话语权。

山西“蒙山大佛”，为何消失600年后，又“神秘”出现？

山西“蒙山大佛”，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因为时代战争的缘故被尘封了几百年的时间，它的出现也是偶然的发现，让曾经的著名的蒙山大佛重现世人的眼中。

其实蒙山大佛所在的寺院，原是东魏所建的大庄严寺。北齐天保二年，北齐文宣帝高洋赐名“开化”，又叫“开化寺”，并依山凿寺后大岩为大佛和建造上、下二寺。大佛经过五代皇帝，历时25年完成。期间经历了，隋文帝仁寿、隋末李渊、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晋王李克、北平王刘知远等一代代人的发展和修复，一时蒙山大佛在皇家眼中形同国庙，在百姓眼中至灵至宝，倍受尊崇。其社会和历史地位可见一斑。中国蒙山大佛自问世以来，倍受皇家关宠，僧众喜爱，为弘扬和传播佛教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朝代更替、岁月变迁，曾经显赫一时的蒙山大佛也在不知不觉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饱受战火损毁和大自然风霜雨雪的剥蚀后，终于在元朝之末阁倾像塌，大佛的头部早在元代之前就已经崩落。从此，大佛之腹、手、腿、足以及基座和大阁遗基就被掩埋于山石、残砖和泥沙之中，不为后人所知。显赫了八百年的“蒙山大佛”从此埋没六百余年。王剑霓踏遍了整个晋源的西山地区，终于在蒙山发现了五代后晋北平王刘知远《重修蒙山开化庄严阁记》的残碑。而他最终认定当地寺底村的“大肚崖”就是蒙山大佛。推翻了多年来蒙山大佛已经不存在的定论。引起了中国考古界和佛教界的轰动。对于这样一个历史、宗教资源丰富的景区，一个既能体现当地地理文化特征，又能满足信众宗教信仰需求的佛教文化旅游圣地的蒙山大佛景区必将成为太原、山西乃至中国吸引世界的新名片。

德济门遗址的故事？

德济门遗址位于泉州古城南端，天后宫南面，诞生于791年前。德济门的诞生，与古代泉州城南浓郁的商业氛围密不可分。宋朝时，货船到达刺桐港，番商在城市南端上岸，就近住下，开起店铺做起买卖，泉州城南逐渐变得热闹非凡，被称为“泉南番坊”。为了保护和管理这一区域的商业活动，当时南宋的泉州政府便沿江建了防洪墙。这道城墙有两个城门，一个叫做“小水门”，一个叫“南门”，南门就位于天后宫宫口这位置。

1230年开始营造的这道城墙叫做“翼城”，它圈起来的城南片区属于当时泉州的“外环”。南门开通后，这里成为中外商人、货物集散之地，巨大的经贸和文化价值，让主政者对这个区域越来越重视。元朝时，泉州主政者在宋代翼城基础上加高扩建，史称“翼城拓罗城”。“泉南番坊”从之前的城郊，一跃而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而那道小小的南门，也有了一个神气的名字“德济门”，因为它处于天后宫的前面，其寓意为妈祖“以德配天，济世救民”。

进了德济门，就是刺桐人。2001年德济门遗址开始发掘后，考古人员发现了很多番商侨民在这里生活的痕迹。在遗址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古基督教的墓盖石、伊斯兰教的墓盖石、印度教（也叫婆罗门教）的建筑构件以及佛教的建筑构件，反映了当时有大量侨民在德济门一带，即“泉南番坊”居住。

年复一年，德济门送出一艘又一艘满载陶瓷、茶叶、丝绸的中国船队，迎来一拨又一拨怀抱香料、珊瑚、玛瑙的番商。“金青龙、银聚宝”，宋元时期海上商贸的高度活跃和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都被镌刻在城墙之中。